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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传志:这种情况不改革 哪个行业能安心
发布时间:2012-11-01 17:17:12 | 人感兴趣 | 评分:3 | 收藏:
    原标题:柳传志:我希望改革,反对暴力革命

    我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,有真正良好的追求,意见能够统一

    当年邓小平改革,实际上也冒着巨大的风险。尽管改革之路艰辛,但这位亲历改革过程的企业家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

    “不要对我们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。一切完全取决于政治环境,”柳传志在接受本刊专访时,坦率地说,“作为一个企业家,我从来软弱,但是我不摇摆。”

    今年68岁的柳传志见证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,同时他也率领联想从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大公司,书写一部中国企业家在全球化时代的传奇。

    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,柳传志表示:“我们还是希望于强有力的、有良知的领导人,不然怎么改革呢?”

    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,柳传志坦陈希望改革,反对暴力革命,“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,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,又受到人民的监督,推动改革,引导中国。”

    在柳传志看来,“中国有这样的人,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去引领中国。”

    回顾历史当审慎

    《财经》:许多人认为,目前的中国亟需启动深层次改革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?

    柳传志:我原来希望,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路好好走,政治上的东西不要影响经济改革。现在企业家和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,认为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的阶段,如果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不配套的话,经济改革也难以继续推进。

   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承认,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绝对比以前提高了很多。今天北京最穷的人,也比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科学院研究人员的生活水平要高。那么,为什么现在人们还有诸多不满?因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就业机会不平等、法律面前不平等、贪污腐败蔓延等问题。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,社会就很难继续前进。

    最近揭示出来的薄熙来事件说明,某些官员无法无天到令人发指的程度,这种情况不改革的话,哪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安心?人心不安,社会就难以进步。

    执政党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,可这意味着要触碰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,所以难度很大。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变革,“己身不正,焉能正人”?高层领导的思想真正统一也很重要。表面一致而实际上自行其是,分歧巨大,就无法重启改革。

    《财经》:改革之所以难以深入,是因为改革到了攻坚阶段,遭遇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。因此,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就显得非常重要。随着中国新的政治周期的到来,有不少人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,大刀阔斧,改变现状。可是,能否出现强势人物是个问题,即使有这种人物,他会把中国带向何处也是问题。

    柳传志:我的生活经验证明,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下进行改革,最好是党内民主先做起来,党内一层一层地做好监督,这样效率就有可能会高。如果做不到,就会出现可怕的强势人物,一言九鼎,随心所欲。

    像“文化大革命”那样的历史浩劫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,引以为戒。在最近保卫钓鱼岛的游行中,有些人穿着“文革”式的服装,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有意为之。如果现在还有人留恋“文革”,肯定是很不正常的。

    “文革”中我目睹了太多悲惨的故事。我的语文教师被枪毙了,罪名是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不满。为什么不满呢?因为他太太是苏联大使馆的一个雇员,“文革”一起来就被抓来枪毙了。

    我居住的院子里都是中国银行的小职员,有一个是“右派”,特别低调小心,一天红卫兵冲进来抓他的太太,理由是她解放前参加过“圣母军”。其实,“圣母军”就是一个普通的教会组织。这位太太到处跑,被抓住后剥光了毒打,后来就疯了,一到晚上就鬼哭狼嚎般地喊。还有我的一个大学同学,他女朋友的弟弟竟然被抓起来活埋了!

    有些人以为“文革”打击的是当权派,错了!“群众运动”其实是运动群众,把群众都忽悠起来,遭殃的都是老百姓。为什么1976年纪念周总理的“四五运动”中,那么多的人们不顾一切,像火山爆发一样走上天安门广场?因为实在没法儿活了。

    《财经》:“四五运动”一方面是怀念周总理,另一方面是表示不满。

    柳传志:天安门广场上明明有大批军警,人们还敢纪念,就是因为人们已经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。为什么像华国锋那么谨慎的人,敢以非常手段将四人帮抓起来?因为他明白民心可用。“文革”结束的时候,人们认为这场噩梦永远不会来了。

    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,应该勇于纠正错误。为什么不能以史为鉴,为什么现在不能够把“文革”的真实面目抛出来给人们看?它会损害谁的利益?历史一旦被完全展示给人们看,那么薄熙来事件就不一定会发生。

    《财经》:为什么个别地方领导人使用“文革”的方式搞群众运动,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?

    柳传志:现在还拥护“文革”的有三种人:第一,是投机分子,唯恐天下不乱;第二,在“文革”中受过苦、挨过打,年龄很大的一些老同志,可能极左也是他们的信念;第三,则是无知,不知道严重后果。

    有些人完全不按法律做事,用唱红歌忽悠老百姓,通过“打黑”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,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。看起来是给老百姓做了好事,有朝一日收拾起老百姓来,同样可以为所欲为,无法无天。所以,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啊。

    《财经》:您的这种担心在当下是比较普遍的。

    柳传志:一说起“文化大革命”,我就义愤填膺,因为身边见过太多悲惨的场面,心情没法儿平静。在当时,几乎没有谁家里没有遭难的。如果眼见了那么多人间惨剧,还说“文革”好,那就没人性。

    邓小平在反思“文革”后指出,应该建立良好的制度,使坏人没法儿再做坏事。那为什么就不能做呢?应该拿出勇气,启动改革。

    《财经》:时代不同了。“文革”结束时,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,不改革无出路。今天中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,日子未必不可以混下去。

    柳传志:当年邓小平改革,实际上也冒着巨大的风险,因为当时台上还是有一批相当强势的反对改革、维护计划经济的力量。可是邓小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,甚至废除终身制——本来他自己完全可以在最高位置一直做到底,但是他排除阻碍,解决了终身制问题。还有1992年的“南方讲话”,实际上也是矛盾冲突的表现,邓小平不顾一切要往前推动改革。

    我相信,如果邓小平健在的话,改革还是会继续的。当然,邓小平也不是完人,在手段上未必为所有人接受,但他那种坚决改革的精神值得学习。他提出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,意思是首先突破普遍贫穷的局面,让先富者带动人们走向普遍富裕。如果人们不能普遍富裕,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不正确的,就需要改革。

    不过,尽管改革阻力很大,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。

    《财经》:这种希望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,还是有坚实的现实的理由呢?

    柳传志:不仅仅是良好的愿望。老实说,像我这一代人比较保守,不敢于突破,因为我们在“文革”之前就大学毕业,基本上还是接受了“驯服工具”的思想。可是,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,他们在“文革”中深受其害,上山下乡后在底层社会生活,认识了中国的真实状况,后来考取了大学,思想上也有突破。他们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充分地了解国外的发展,知道世界大势。

    大家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打破现有局面。换句话说,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强有力的、有良知的领导人,不然怎么改革呢?如果真的能够将优秀人才选出来作领导,共产党的组织方式有可能效率非常高,也可能形成创新模式。当然,如果黑箱操作,又没有人可以监督,就不好说了。

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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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柳传志:我希望改革,反对暴力革命

我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,有真正良好的追求,意见能够统一

当年邓小平改革,实际上也冒着巨大的风险。尽管改革之路艰辛,但这位亲历改革过程的企业家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

“不要对我们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。一切完全取决于政治环境,”柳传志在接受本刊专访时,坦率地说,“作为一个企业家,我从来软弱,但是我不摇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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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佚名 来源:本站原创 编辑:baggio打印此文】【加入收藏】【字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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