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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經濟學家為何總是誤解中美關係?談高善文、賈康的一廂情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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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产品型号:專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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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布者:mf104459
  • 发布日期:2018-10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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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國際關係預測


作者:杭子牙


網上最近流傳一篇“高善文演講”,儘管當事人已經否認,但從文字實錄看,是他的可能還是相當大的。

不過,是不是高善文本尊並不重要,重要的是這篇文章裡存在的嚴重歷史錯誤,以及濃厚的投降主義思維,必須要辨明並嚴厲批判。

高善文在文中引用了對越戰爭的案例,並將鄧小平決策對越戰爭,片面解讀成為了改革開放而向美國交“投名狀”。

我認為這嚴重曲解了這場戰爭的本質。

對越戰爭當然有向西方展示決心,打開對外開放格局、改善中美關係的用意,這一點鄧小平從來都不諱言,在黨內、軍內都多次談過。

但對越戰爭的最主要目的,或者說戰爭的本質,卻是為了避免越南吞併稱霸整個中南半島,從而和前蘇聯一起,對中國形成南北夾擊之勢。

鄧小平是為避免這種不利格局的形成,才決定對越南發動軍事打擊。

因為如果這種局面形成,中國的周邊安全形勢將嚴重惡化,國內的經濟建設也將會無從談起。

此外,戰爭爆發還有的內政上的兩大原因:

一是解放軍當時已經三十年沒有打仗,又經歷過文革折騰,戰鬥力需要在實戰中檢驗。

二是鄧小平也要藉此強化在黨內、軍內的政治威信,奠定他的第二代領導核心地位。

以上三點,才是對越戰爭的本質,是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。打開對外開放格局,改善中美關係,只是一個次要目的。

高善文的錯誤,就在於顛倒了戰爭爆發的主次原因,曲解了戰爭的本質。

關於鄧小平的開戰抉擇,各位可以看20171218日,我在本公眾號及多維專欄獨家披露的《鄧小平在中越邊境作戰情況報告會上的講話》,鄧小平將話說得坦率而明白。

鄧小平說:

“我們說這個仗必須打,有三大理由要打:一是國際反霸統一戰線,對東方的古巴要採取必要的制裁,來推動國際反霸統一戰線。”“在國際戰略上說,蘇聯這兩年戰爭步伐加快了,擴張行動加速了,它得分比較多,美、日、歐比較軟弱,怕事。”

“第二條,我們要求搞四個現代化建設。我們要有比較穩定、可靠的環境,讓蘇修、越南在北方、南方天天威脅我們,搞得神思不寧行不行?心神不安不行,我們心不踏實,倒是利用這個機會,試一下,量一量。”

“第三個理由,是我們人民解放軍三十年沒有打仗了,我們軍隊究竟行不行?我們確實沒有多大把握。” “放出去打一打,這次這方面收的效果最大,是最大的效果之一,就是我們有這麼多的部隊有過戰爭鍛煉考驗,這是了不起的,這會產生大批幹部。”

鄧就是有這個自信,高度務實,不講廢話,不玩虛的。

他對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,對國際大勢,對主要國際玩家的利益所在判斷非常準確,一出手就能牢牢抓住,並和中國的國家利益結合起來,開創了之後40年的對外開放格局,實現了中國經濟騰飛和社會轉型,非常厲害!

但這裡必須強調的是,美國當時之所以願意幫助中國,除了要出越戰失敗的一口惡氣,最主要是出於本國利益,遏制蘇聯擴張。

絕不是僅僅因為鄧小平對美態度友好,或是美國覺得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會走西方道路,從而對中國網開一面。

高善文在演講中將美國說成是一個“在意識形態上、在骨子裡有根深蒂固的傳教士情結”的國家,“並且始終把這一點作為國家對外戰略極其重要的基石。如果一個國家願意接納,至少願意接近或者表現為願意接近美國的意識形態,美國就願意跟你當朋友,美國就願意跟你正常交往,美國就願意對你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,美國就願意幫助你。但是如果美國認為在意識形態上你跟它是格格不入,並且是背道而馳的,它就會把你看作陌生人,看作路人,甚至是看作兇惡的敵人。”

對此我也不能認同。

和其他西方國家相比,美國確實有點傳教士情結,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非常重視,並且不竭餘力的借助每個機會向外推銷。

但過分誇大美國對外政策的“德性”,是很無知的。

美國霸權的“德性”,或者說美國人在意識形態上的執拗,從來都服從並服務於其國家利益,有時候更是非常冷血與無恥。

當需要遏制蘇聯的時候,美國會毫不猶豫和意識形態格格不入、而且正對外輸出革命的中國合作,意識形態差異一點都不重要。

因為稱霸中東需要,美國會和制度設計最封建、最原始,搞皇室家族統治的沙特結成政治盟友,意識形態差異同樣一點都不重要。

而今年以來,為應對中國崛起壓力,改善和朝鮮關係,美國也和朝鮮這個三代世襲的家族政權主動熱情擁抱,意識形態差異同樣一點也不重要。

所以,將中美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,歸結為這些年美國對中國加強遏制的最重要原因,完全是白癡邏輯。

這些年美國對中國加強遏制的最重要原因,或者說是中美關係改變的原因,是中國崛起改變了世界格局,衝擊了美國的霸權地位,使得中美在國家利益上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,這才是最根本原因。

高善文的錯誤,是完全顛倒了主次原因,不僅把當今中國的最高決策者當成了白癡,也把華盛頓決策層的那些精英,當成是為了虛幻的意識形態而可以置國家地緣利益與不顧的白癡。

所以,高善文必然會得出一個充滿了投降主義論調的結論,好像說只要中國只要放棄自己的制度主張,走西方的道路,美國就會放中國一條生路。事實上那怎麼可能?

日本,走的是西方化道路,而且還是美國附庸,當日本經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崛起挑戰到美國的霸權地位,還不一樣被美國幹掉?

美國要的是世界霸權,是維護它的全球領袖地位,意識形態是其國家價值觀的核心,但對外只是一個政治工具。

這一點,高善文根本毫無認識。

高善文的第三個錯誤,是完全誤判了鄧小平這個人的原則性,只看到了鄧小平外面的“棉”,而沒看到裹在裡面的“鋼”。

按照高善文的邏輯,如果鄧小平在,中美就不會搞到今天這個地步。原因是鄧小平會繼續韜光養晦,會對美國讓步。

事實上,這即是對中美關係變化原因的膚淺和錯誤認識,也是對鄧小平的誤讀。

關於中美關係改變的原因,我在這裡再說一遍:中美關係發生變化,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崛起改變了世界格局,衝擊到了美國的霸權地位,使得中美在國家利益上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。

只要中國崛起的勢頭存在,中美衝突的貿易戰就一定會發生,這和是否韜光養晦沒有關係。

誠然,如果鄧小平在,中國繼續堅持韜光養晦,中美衝突可能會晚幾年到來,這個確實很重要,是中國要反思的地方。

因為能晚幾年,準備會更充分一些,應對手段會更多一點,反擊力量也會更大一點,不會像現在這樣被動。

但就算晚幾年,該來的也一定會來,只要中國繼續崛起,中美衝突想躲就躲不掉。而且,就算鄧小平在,如果貿易戰來了,他也不會消極躲避。

就這個問題,201879日,我在本公眾號和多維專欄寫過一篇文章《假如鄧小平在,中美也會打貿易戰!》,被很多國際媒體轉引,據說也引起了決策高層關注。我在文中分析:

“中美今天的貿易戰,在本質上並不僅僅是貿易戰,而是兩個大國的爭霸戰,它是在中國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。”

“就算是小平同志今天在世,這場貿易戰也會照樣來臨。因為這場“戰爭”是由已經變化的世界情勢和中美矛盾決定,不以某個領導人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,不是你不想打就不來的。”

“而以小平同志不服輸的個性,我相信,就算是這場貿易戰在小平時代爆發,他也一定會和美國PK下去。別忘了,鄧小平是從戰爭年代走出來的領導人,他的韜光養晦,可不是做任人拿捏的軟骨頭。”

對鄧小平這樣的認識,高善文完全沒有。

高善文以己度人,自己被美國嚇尿了褲子,就想像著鄧小平也和他一樣見到特朗普舉槍就投降,而且希望今天的最高領導人也和他一樣投降,這不是扯淡嗎?

鄧小平是三起三落從戰場上走出來的人,參與決策了中共歷史上經歷的所有內外戰爭,他會像高善文一樣,看到特朗普舉槍就投降?

我在不同場合多次說過,“搞好中美關係,對中國堅持改革開放、發展經濟很重要。為了的繼續發展改革,中國完全沒有必要過早杠上美國這個“敵人”,而是要繼續維持好美國這個優質“大客戶”。

但中國的發展與崛起,絕不是美國恩賜,不是從美國那裡跪求來的。

而高善文的第四大錯誤,就是跪求美國高抬貴手,認為中國發展仰賴於美國的恩賜,用西方中心論看世界,不僅否定了中國在鴉片戰爭以來的探索過程,也否定了中國人幾十年的努力。

但是,高善文有幾個說法,或者說是幾處批評,我認為是有道理的,應該引起注意並進行調整:

第一,中美關係確實已經進入了40年最困難的時期,隨著中美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礎崩潰,中美關係將進入長期的、動盪的、充滿對抗的不確定時期。我們此前在決策層面對此確實準備不足,這個以後必須注意。

第二,關於去杠杆化的問題,我們之前的做法確實有點用力過猛,手法也比較粗糙原始,沒有考慮到社會經濟承受能力,也沒能及時根據外部環境變化而進行相機調整。

不過好在這半個月來的經濟政策調整,以及日前的政治局會議對此作出的定調,使我們避免了一場差點爆發的危機,這個教訓必須吸取。

另外推而廣之,不光在去杠杠上,在其它不少問題上,也有用力過猛的情況。具體表現為政策出臺太過理想主義,沒有考慮到實踐邏輯,這是不行的。

比如,在江西引發民憤的集體性砸.棺行為,以及對核心城市非高端人群的運動性驅離,這些都需要注意,要及時進行調整。

第三,在公共意見的表達處理上,我們表現的確實不夠自信,沒有一個崛起大國應有的氣度。

公共輿論需要治理,但如果治理被收緊扭曲為這也不能講,那也不能談,看到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內容,或不好聽的批評建議,就只會刪除而不是去積極面對,那就錯了。

那不僅會讓社會有失去活力的風險,會引發社會逆反心理,還不利於政策及時糾偏,也不符合現代政治的人性化本質,這個以後也要注意。

第四,我之前多次談過,這裡要再強調一篇,就是國家政策一定不能被民粹主義裹挾,不能被政治投機分子利用。

胡鞍鋼、周小平等就是這樣的投機分子。他們和本文批判的這個高善文,是中國政治和社會輿論場上,位於兩個不同極端的奇葩。

對中國來說,要警惕高善文這樣的“右”,但更要防範胡鞍鋼和周小平這樣的“左”。

“左”會讓中國失去對自身實力和東西方力量對比的客觀認,會表現得像個沒有文化的“暴發戶”一樣吹牛炫富——實際上,那是很多人,包括西方都在心裡恥笑的LOW逼行為。

對中國來說,完全沒有必要因為那種炫耀性的LOW 逼暴發戶心態,而刺激西方,特別是美國,加深對中國崛起的警惕。

更不要因為急於當世界領袖,扛起反西方的意識形態大旗,像美國一樣對外輸出制度和主義,從而刺激西方聯手遏制中國。

要認識到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,發展還很不均衡、不充分,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。

在中國除了有京滬惠深等核心城市,還有更廣大落後的中西部農村,有拼多多這樣的主流消費人群,還需要繼續努力發展經濟。

千萬別因為頭腦發熱,犯歷史上犯過的錯誤,幹那些二百五一樣的、超越了自身實力和發展階段的傻事,這個以後一定要注意。

 

  從高善文獲得的一系列頭銜中我們能夠體會到,中國的金融機構的決策者差不多都被這些學者、博士掌握了,他們缺少立場,對歷史斷章取義,缺少獨立和自信,他們掌握的卻是千億、萬億的資產,讓他們做出決斷,往往就是中國必輸、美國必贏的結論,相應地也按此規劃操作。他們掌握的金融機構,不會成為這個社會中的建設力量,而是成為破壞性的因素,他們鼓動的自由化等政策,往往就是為了自己和利益集團定制的自私方案。保監會、安邦等等監管機構和准金融機構為這些人所控制,中國真正的危機確實不遠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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